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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yuandong101 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5-14 20:46:15



第三题、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,请你针对“给定资料6—9”中关于乡村工作的值得借鉴之处,给领导写一份简要汇报材料,并提出相关建议。(25分)

要求:全面、具体、简明、针对性强。不超过500字。



材料6:

近年来,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,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,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,正在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,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。然而,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,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,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,人才匮乏严重。据Z省统计,当地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,年龄都在55岁以上,40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出现断层。

“现在年轻人宁愿在城里端盘子,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。”湖南工艺美术大师、总工艺师江某说,“学艺要有个过程,至少要两三年才能见效,刚开始几个月挣几百块钱,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花这个时间。”

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,发展农村特殊文化产业,人才培养是关键。应当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,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,破解人才难题。

在一些地方,“一对一”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。以木雕、根雕、砖雕“三雕”著称的J省W县,虽然作坊多、艺人多,但真正懂市场、会经营的商户很少。现在有很多个体老板,还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法做销售。专家指出,在农村特色传统文化发展的规划中,在战略上没有对人才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
材料7:

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,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,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,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。

N市六合区冶山镇的农民画艺术中心里,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,迅速勾勒《牧羊图》《玩花船》等画作的轮廓,忙的不亦乐乎。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,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,春节前便要。记者发现,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,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,都可以看到。现在,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,能画的则有100多人。他们忙时农耕,闲时作画,既作为增收手段,又陶冶情操。

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某街道,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,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,年产值超过10亿元,还催生了一批包装、运输等相关行业。由于镇湖“绣娘经济”的发展,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%,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%。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,还是得益于镇湖从过去的“接包”加工刺绣产品转为“发包”给周边乡镇,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。

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: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,当地企业研发的“教学风筝”(风筝扎制完后,配备毛笔和水彩,由消费者自行上色),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;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,湘绣产品销往韩国、日本、美国等15个国家。


材料8:

2011年,某县积极创建“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”,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,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,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,包括诉求代言、事务代办、信访代理。

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,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,建立代理中心,设立“导办室”,实行一站式服务,帮助群众代理、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、保险、医疗等方面的证件、手续;村(社区)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,村民小组(居民小组)建立代理点,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。

根据群众申办事项的不同情况,该县将代办事项细分为四大类:对申请材料齐全、本级服务机构可当场办理的简便申请事项,作为“即办件”现场办理;对不能直接办理,需补齐材料后办理的事项,作为“承办件”,待群众补齐材料,承诺办理;对需要上级服务机构办理的事项,作为“上报件”,受理后及时转交上级具体经办机构并全程代办,变“群众跑”为“党员干部跑”;对按照有关规定无法代理的事项,给群众解释清楚。

与此同时,该县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核、监督制度,通过完善的考核手段、完整的考核体系,保障代理制度落实到位,从而使工作真正惠及民众。政府还公布了代理人员的代理工作内容和电话,公布分发到民众手中,保障民众查找联系电话。

“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,组组有人到、户户有人包,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情况。”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,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。

该县县委书记说:“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,就是要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,变“群众上访”为“干部下访”,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,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,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,化解怨气,拉近距离,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、心贴心。”


材料9:

 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,到2011年末,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到51.27%。在中国历史上,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,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,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成长阶段。

 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,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外,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,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,号称“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”。而在这个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,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。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,涉及花卉、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,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。草桥村的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治洁净,每一户都拥有有集体经济的股份,有分红,有福利。“现在,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,而且平均每户职工的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,70%以上的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。”党支部书记老王说,他的经验是,第一条,不管怎么样,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,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,而不是一分了之;第二条,总要有“组织”,熟人社会也好,乡规民约也罢,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,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。

 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,拧成一股绳,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──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“有钱”,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。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,就是经济关系。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,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,人均能分2万元。王书记强力坚持:“不能分光吃净。”

  “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,我们老百姓也有过这种想法。其实,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。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,是最踏实的、最持久的。”以村集体经济为轴,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。王书记反复强调“组织”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。如今在草桥,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。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。以养老福利为例,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,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。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,“组织”说话更有分量,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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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图袁东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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